從戴耀廷發起非暴力不合作的佔中倡議始，到旺角發生暴力騷亂止，這風起雲湧的三年必將在香港的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這三年，香港的反抗運動從理論論述到輿論動員，從組織體系到中堅力量，都翻開了嶄新的一頁。舊的模式已「沉舟側畔千帆過」，新的格局卻尚未完全破土而出。端傳媒總編輯張潔平與香港公共知識分子鍾耀廷合作編輯的深度報導文集《香港三年》，是對這三年香港的反抗運動最為翔實和生動的記載。
這三年的流汗流血、悲情絕望、動盪衝突，在香港開埠以來是罕有的。如果挑出另一個三年來類比，惟有日本軍政權治下的三年相仿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日軍向香港發動攻擊，英軍節節敗退，兩個多星期後，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迎來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由磯谷廉介中將擔任總督。日本統治當局強迫華人離港回鄉，以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又強行拉伕往海南島開荒，餓死、病死者數不勝數。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香港人口由戰前之一百六十萬銳減至六十萬。那三年多時間成為香港不堪回首的一段「痛史」。
圖說：1942年12月25日，日本慶祝「新生香港一週年」，布置的電車駛經中環書信館（環球大廈現址）。圖片來源：wikipedia
同是殖民，亦有優劣之分。英國的殖民，算是「優質殖民」；日本的殖民，算是「劣質殖民」。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殖民呢？令北京當局引以爲驕傲的「回歸」，在港人心目中逐漸蛻變成更日本軍政權一樣的「劣質殖民」。三十年來，港人「民主回歸」的幻想日漸凋零，進入梁振英統治時代，終於全部熄滅。而北京政權步步緊逼，悍然撕下「祖國母親」的溫柔假面，露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猙獰面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日北京帶給香港的制度損害和精神奴役，甚至超過日本當年赤裸裸的武力軍管。
那麽，香港還有未來嗎？香港人如何爭取到他們期盼的良治、公平、正義與自由？本書的編者指出：「三年的時間，還未有沉澱出任何答案……我們希望以『反對運動的集結與分裂』與『香港的記憶戰場與拾遺』，作為相互對照的兩條線索，可以盡可能準確地捕捉時代的氣息，梳理來時路，為面向自由未來的公共辯論，打下基礎。」在我看來，如果香港還有未來，其密碼就隱藏在「右翼本土」和「勇武抗命」這兩個新生概念之中，儘管本書的編者和香港的主流社會對這兩個概念仍然心存疑慮。
泛民為何被時代和選民拋棄？
在這短暫的三年前後，香港社會原有的很多「本該如此」的事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一向在市民心目中形象良好的香港警察，因為在鎮壓公民運動中迅速「公安化」，過度使用武力，甚至出現惡警毆打社運人士的醜聞，失去了市民的信任和尊重，如同六四屠殺之後的解放軍。本書中收入一篇對前線警察的訪談，那名當年充滿激情投身警務的警官，對自己被政府放置在「鎮壓者」的位置上而深感困惑和痛苦。又比如，原來泛民陣營的基本盤比較穩固，即便內部稍有紛爭（如梁國雄、黃毓民等所謂激進派、草根派與代表中產階級的泛民主流之分歧），也不至於傷筋動骨；但是，經過「雨傘」與「魚蛋」兩次大規模抗爭之後，泛民內部發生了撕心裂肺的分裂，傳統的溫和派泛民政治人物和政黨，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被時代和選民無情地拋棄。
泛民的失落，一是因為北京及北京重用的梁振英，越發一意孤行，將談判的桌子拆去，泛民無法繼續扮演在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的調停者角色。劉細良在《魚蛋背後》一文中評論說：「泛民及中產階級主流民意，昔日扮演穩定力量的功能，已被梁黨同伐異的管治手法而廢了武功。他們一是加入本土、激進陣營，一是選擇淡出政壇。」當然，比起北京加速將香港「內地化」的策略來看，泛民自己的所作所為亦難辭其咎。何錦源在《泛民失落的時代話語權》一文中指出：「泛民政黨害怕走向激進暴力，會失去固有支持者；又擔心批評激進暴力，會失去年輕一代選民。於是他們只能、希望按兵不動，觀察民意風向變化再決定未來位置，因此一直逃避建構新願景、發表新論述。不過，政治沒有那麽便宜，可以等人見風使舵。沒有新論述與本土派對撼，游離票只會慢慢丟失，而新支持者亦不會自動送到門前。」作者建議說，泛民不能重複說著「我們不是甚麼」，而要清清楚楚說清「我們是甚麼」。然而，這種轉型，看起來容易，實現起來卻非常困難。
泛民的失語，或者說泥古不化，從支聯會每年舉辦的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的口號就可以看出來。在六四之後二十多年來，支聯會一直主辦盛大的燭光晚會，每年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市民參加，可謂功不可沒。但是，支聯會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成績上睡大覺，口號中「愛國」的字眼早已時過境遷，昔日擲地有聲，如今陳腐不堪。當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主動提出修改「愛國」的字眼時，卻遭到支聯會某常委辱罵「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經過一番論戰，在輿論的壓力下，支聯會被動地去掉「愛國」一詞，卻已為時晚矣，年輕一代已決定另闢場地，用另外的方式來紀念六四。
香港主流泛民陣營的困局，其實也是很多中國海外民運人士的困局。他們未能完成真正的精神啓蒙，未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束縛。他們雖然號稱反共，卻跟共產黨分享著一模一樣的「大中華」、「大一統」的價值觀。有一次，我在華盛頓中共使館前的紀念六四活動中提及，紀念六四需要新思維，需要理解香港和台灣年輕一代「獨派」的想法，立即遭到某名流的嗆聲。他們不願聽到不同的聲音，他們對「獨派」的仇恨甚至超過對共產黨的仇恨。我非常遺憾地對他們說：「你們不讓人說話的做法，跟使館裡面的共產黨有什麽差別呢？」
香港最近三年的劇變，其脈絡隱藏在三十年的潮起潮落之中，必須放寬歷史的視野，才能看出蝴蝶的振翅如何造成氣候的變遷。本書中專門設立了「七十年代的來時路」一章，鍾耀華訪問了若干七十年代意氣風發地「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反抗者，如楊寶熙、區龍宇、麥海華、陳順馨、侯萬雲等人。三十多年之後，當年的弄潮兒們各自有其人生軌跡，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回應著香港的風雲變幻。其中，最讓我感懷的一篇文字，是對七十年代「國粹派」先鋒人物楊寶熙訪談。當年，楊寶熙以中華國粹對抗英國的殖民文化以及中國的共產文化，雖然辛苦，但執著的信仰、充盈的家國情懷有力地支撐著她。然而，如今這一切卻像無痕的春夢一樣破滅了。鍾耀華寫道：「直至雨傘運動，楊寶熙以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身份，見證著她心目中整個黨-國-民族的崩壞。今天的她，不再不懂中國，而是沒有家園了。」落花流水春去也，換了天上人間，楊寶熙一語道出真相：「連國家民族也割掉。」或許，這是泛民乃至整個香港都必然經歷的、如婦人分娩般的精神陣痛，在此陣痛之後，才能誕生出「去中國化」的「香港城邦」或「香港國族」。
圖說：2014年雨傘革命於夏慤道一景，圖片來源：commons wikimedia
走出妖魔化的右翼本土
或許因為本書兩位編者以及端傳媒的立場之限制，本書對「右翼本土」蓬勃興起的現象未能給予更多的報道和評論，全書中只有一篇李峻嶸寫的題為《泛民和泛社運如何催生右翼本土》的文章，這篇文章僅梳理了右翼本土的前世今生，認為本土右翼早年寄生於泛民內部，後來搶奪了泛民的話語權，卻對於右翼本土為何獲得如此巨大的民意支持語焉不詳。文章對右翼本土的評價亦充滿負面用語：「右翼本土號稱本土派。他們強調中港區隔，以香港人身份認同那種優越感和與之相關的不安感作為動員工具。有的甚至不介意搞族群鬥爭，以至是用帶有明顯歧視、排外色彩的語言。」我不能認同這篇文章的觀點。如此看待右翼本土顯然不全面、不準確。在左派思想當道的華人社會（西方近代的左翼思想與中國儒家文化天然契合），右翼通常是一個相當負面的詞彙，人們一看到右翼就立即將其與納粹、法西斯聯繫起來。其實，在英美世界，右翼是一個「絕妙好詞」，它是保守主義或者古典自由主義的代名詞，是丘吉爾所說的「英語國家」立國之磐石。右翼並非青面獠牙的黨衛軍，真正的右翼是彬彬有禮、充滿睿智的紳士，柏克是右翼，哈耶克是右翼，丘吉爾是右翼，撒切爾夫人是右翼，雷根是右翼，右翼有什麽不好的呢？
如果將華人社會分為中國、台灣、香港、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這五大部分，那麽就可以發現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在佔中運動和魚蛋衝突之後的香港，是其中惟一一個爲右翼「正名」的區域，不僅爲右翼正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左派的偽善面孔——「左膠」這個讓左派難以接受並難以反駁的詞彙，就誕生於香港。香港持右翼立場的年輕人正在掌握網絡世界的話語權，這讓那些身為大學教授和律師的傳統泛民人士大驚失色。
而「右翼」為什麼能與「本土」相通、相容？這有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或許需要另外寫一本大書來討論。簡言之，右翼的世界觀是反對大政府、反對計劃經濟，主張地方自治、主張市場經濟。「右翼」天然就支持「本土」，並爲「本土」提供廣闊的思想背景，以及過去兩百年來英美世界可以參照的願景。
香港的「右翼本土派」當中，不僅出現了梁天琦那樣「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政治人物，也出現同樣年輕且學識恢宏而論斷決絕的理論家和宣傳家盧斯達——就思想的深刻、邏輯的縝密、語言的犀利而言，盧思達已然勝過了被錯誤地冠以「港獨教父」之稱的陳雲。陳雲反共而親中國傳統文化，以香港爲保存中華絕學的「小華夏」，其思路如同當年以「小華夏」自居的朝鮮王朝——大明王朝覆亡之後，朝鮮不願臣服於滿人建立的清朝，一直奉前明爲正朔，直到被兵強馬壯的滿清打得跪地求饒，才不得不承認「夷狄也是中華」。與喜歡做國師的陳雲相比，盧思達是西方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他反共，也反中國傳統文化；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反中華民國。盧思達是英美文明毫不掩飾的熱愛者和推崇者，這一點與香港才子陶傑不謀而合。不過，陶傑沒有作過港獨方面的論述，盧斯達則在港獨論述上走得很遠。
或許因為盧斯達對端傳媒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質疑，本書中沒有出現關於他的訪問或評論，不能不說是遺珠之憾。以思想之徹底而論，盧斯達說出了大部分泛民政治人物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的觀點：香港的出路在於拆穿「一國兩制」的畫皮，拋棄跟香港的尺碼不相符的《基本法》——曾任中聯辦官員的北大法學家強世功，早已明言一國兩制是欺騙魚兒上鈎的釣餌，《基本法》是隨時可以廢除的一紙空文。那麽，香港本土派為什麼不能挑戰此兩大魔咒？盧斯達指出：「那些以為站穩『一國兩制』底線就能安全、就是為香港好的聰明人，看似機關算盡，其實連對手的打擊面也錯估，連對方的算盤也沒看懂，自作多情——誰說中國現在要『一國兩制』？而這個思想，貫穿整個中共，由撕毀西藏自治條款，上追至漢武帝吞併南越國、削奪宗室封國等等。『一國兩制』不是永保安寧的定海神針，更是糖衣毒藥。它不只令我們自以為不受中國直接管治，而自我感覺良好，它甚至令從政者產生有險可守的自我安慰。」他更指出，香港之亡，不僅僅亡於中共之暴政，更亡於港人不能完成右翼和本土這雙重的精神解放。
勇武抗命取代「和理非非」
香港學者羅永生歸結出香港在傘運後「典範轉移」的三個方向：政治目的由「民主回歸」轉向「獨立、自決」；抗爭手法由「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轉向「勇武抗爭」；組織方式則由「菁英政治」轉向「去組織化」。劉細良更指出：「政府至今仍不願面對本土議程得到年輕人支持這事實，一概視為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說廢話。由於共產黨直接管治模式、爭奪資源引發中港矛盾，以及梁振英的強硬緊隨中央路線，‘保衛香港’口號成為情感動員力量，年輕人投身激進政治行動之中，今天年輕人已視特區政府只代表共產黨政權。」近期的幾份民調均顯示，香港三十歲一下的年輕人中，支持港獨的已經超過一半，支持台灣獨立的也接近一半。
爭取獨立，當然不能僅靠談判。所以「勇武抗爭」成為選項之一。所謂「勇武抗爭」，大致還是有「以惡抗爆」的三個極限：赤手空拳者面對政權暴力時的保衛自身及身邊同志的防禦性武力；「語言暴力」的極限，比如辱罵中國水貨客，「招呼」警察；「對物暴力」的極限，比如佔中運動期間有勇武人士企圖以硬物破窗門衝入權力機關。
那麽，勇武抗爭者究竟是哪些人呢？本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人物訪談，是林怡廷寫的《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戰鬥》。主人公是名叫Fire的一位二十一嵗、有著古惑仔外貌的旺角青年，刺青、摔車、擴耳、抵抗，被警察痛毆，「他透過疼痛找到存在感。而和國家機器的交鋒似乎是他惟一可以爲國家盡力的方式——他不是知識分子，不是領袖，說不出道理，他只能用抵抗和留守來證明自己沒有缺席，哪怕只是徒勞。」
這位年輕人，在十五歲中學畢業後就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搖奶茶、賣電器、賣衣服……如今在賣手機。他的底薪只有一萬，在香港算是中下階層。但他對未來充滿期望，夢想著自己存款十萬，然後開一家手機店。他本來可以安穩地過小市民的日子，但當旺角抗爭開始時，他和許多人一樣駐守旺角，自許是與警察和不公義制度抵抗到底的「勇武派」，「用身體而不是用道德來抗命」。
然而，非常不公正的是，香港的主流輿論將這群人歸類為「搞事者」，或者猜測這些裝備齊全、蒙面抵抗的傢伙，是中共派來將運動激進化以落人口實的「內鬼」。這位年輕人對記者倒苦水說：「金鐘大台的光榮是我們用血換來的，那就算了，我甘願，但說勇武派是內鬼？我被打到要去醫院治療，我是內鬼？」他不無憂憤地說：「政府早就看穿我們了，連理都不理，這些和理非非的人，最後坐在那裡被抓。因為他們是名人所以沒事，我們甚麼都不是，還要生計，不可能坐著被抓。」
這段痛心疾首之言，使我想起當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余志堅等三勇士向暴君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潑墨，結果被學生自治組織投票決定扭送公安局。後來，此三義士被判處重刑，在獄中受盡酷刑。相反，那些決定和執行「扭送任務」的學生領袖和學生倒是被當局輕判，後來大都順利抵達美國，過上逍遙自在的生活。直到余志堅身無長物、客死異鄉，沒有幾個學生領袖向其公開致歉。如今，余志堅等三勇士的同一幕悲劇再度在香港的反抗運動中上演。
像Fire這樣的青年人，為什麼參加反抗運動？他從中得不到任何一點功名利祿，他不會以之爲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資歷，更不會收割運動的成果去競選民意代表，浪潮過後，他仍然回到小小的手機店裡賣手機。我想，他參加反抗運動，原因再簡單不過：他熱愛自由，他身上有不曾泯滅的自由精神。由此，我想起余志堅生前對自由精神的一段闡釋：「什麼是『自由精神』？用自由的思想指導自由的行動，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自由精神』。在我的心目中，有兩個人最接近於我所理解的自由精神：一个是英國的拜倫，他在一八二四年死于希臘的獨立戰爭，年僅三十六歲；另一個是中國的谭嗣同，他在一八九八年死於北京的『百日维新』，年僅三十三歲。古希臘的賀拉斯曾言：『為上帝所愛的人死得年輕！』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自由精神與專制暴政往往激烈衝突，誓不兩立！」我願意將這段話轉送給無數默默無聞的、像Fire這樣爲自由打拼的香港年輕人，願他們一生都能保有這樣的自由精神。
文章原出處：http://ladopost.com/newsDetail3.php?ntId=23&nId=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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